或许，千年的等待只为一个有缘人的到来！

山羊是荒山里的灵物，时行时憩，带着迷茫的牧羊人阿布来提走进狭隘的山谷,那条长达五公里的峡谷他从未走过，山羊顿停在峡谷出口的砾岩上望着对面的山崖，屏面矗立的陡崖上端是一处凿挖的洞窟。当牧羊人阿布来提提心吊胆地从陡崖一侧回到地面时，山羊已不知去向。公元1999年4月，牧羊人阿布来提在距库车县70公里的克孜里亚大峡谷中发现了一处孤存的石窟，其后不久，被正式命名为阿艾石窟。

曾经的避世修行之所

在库车以北的山区地带，由于受地质新构造断块升降运动的作用，大约在地质第四纪的早更新世，独特地貌格局就已基本形成。县境北部海拔4000米以上的峰坡终年积雪，受冰川融水侵蚀，山峦逐渐被深切成河谷，海拔1600米的克孜里亚峡谷位于前山区地带，岭坡岩层形成怪石嶙峋的景观。

沿着库车河溯河北上，山体逐次升高，赭红色的山崖表层布满碎石沙砾，山间偶尔可以见到簇生的野生植物。“克孜里亚”的原意是“红色山崖”，泛指这一带的群山，我面前的峡谷原本无名，发现了山间的石窟，当地人就将此处称“克孜里亚大峡谷”，尽管在这一带山区赭红色的峡谷并不罕见。

库车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很特别，有山而不高，有河并不多，屺秃的山峦看似荒凉，但峰回路转之间总会有林木扶疏的环境，这对修行的小乘教僧众而言，既能苦其心性，又无饮水之忧，栖隐山林也就不足为怪。

现今已发现的石窟600余座，但这并不是全部，因为石窟分布极广，可以说是无山不窟。我时常见到山崖上凋敝的洞窟，这些洞窟有时被我临时用作歇脚之处，也许就是这个缘故，我对小乘教派的僧众情有独钟。

佛教盛行于龟兹是有历史渊源的，昔日的龟兹国不仅因为处在东、西方往来的交通路口，也是一个人文思想汇聚交流的地方。公元一世纪末，小乘教派“说一切有部”传入龟兹，最初的小乘教僧众，可能是一些来自犍陀罗地区的大月氏人。那条佛传之路要翻越崎岖绵延的兴都库什山，穿行荒凉的戈壁沙漠，但对那些传经布道的僧众来说并不陌生，因为他们的先祖是世居祁连山一带的大月氏，他们在走着一条回归之路。磨难的经历赋予了小乘教派僧众坚韧的秉性，至今遗留在龟兹境内的佛教洞窟，记录了佛教东渐的历史。

小乘教避世修行，目的是修成罗汉正果。如果说逃避今生是一种无奈，小乘教是以牺牲今生换取来生，熬炼肉体换取不再坠入深渊，并以无数个轮回拯救自身，最终达到理想境界中的永恒，那个目的实在是遥遥无期。

当小乘教僧众还在山中时，大乘教僧人已受宠于龟兹王宫，最初大乘教的戒律并不十分严苛。与小乘教修行宗旨不同，大乘教相信缘法，一朝顿悟，即可成佛。大乘教僧人顺则居于都市，起佛刹园林于闹市，逆则息隐林泉，清享佛教徒的供奉，这一修行宗旨和行为方式使大乘教存而不亡。前者是避世独修，后者则聚结于佛堂，不仅选修佛法的方式不同，修行的动机和鹄的也大相径庭。当时，也有随大乘教游方不归的僧人，受大乘教派的影响，他们已不是昔日耐受清苦的佛门弟子，小乘教衰落的趋势已不可避免。

因此，当我看到崖壁上空旷已久的洞窟时，既为小乘教僧众心如磐石的苦修而动容，也为他们最终陆续走出洞窟而生悲愿，或许，仅仅因为那种独自修行的方式暗合我心。

人的善良是不要披袈裟的

此刻，沿着牧羊人辟出的路走进克孜里亚大峡谷。峡谷两侧的山高约百余米，谷内细流蜿蜒，蹊径曲回，险狭处天开一线，仅容人仄身贴壁而行，山腹开阔处，遍布丛生的野草，犹如平沙庭院，

阿艾石窟离地面约40米，现今在山崖的一侧由上至下悬垂一条软梯，这是登上石窟唯一的途径。或许最初开凿石窟的人也曾架设过索梯，从崖壁陈旧的磨痕可以看出这里曾经有一架摩崖悬梯。洞窟不高，进洞时要躬身而入。

据佛本生记载，释迦牟尼是在遇到一个流浪人而萌生出家意念的，凡人出走未必弃俗，但追求精神上的自由是其必然，弃家出走是他宫闱奢华生活的了断，也是他顿悟的因，一切造化也都因释迦牟尼游走而缘生。六年苦行的生活，让释迦牟尼心力交瘁，以至于在尼连禅河浣洗蓬头垢面时，竟不得不攀援树枝勉强上岸，当他饮尽了村妇施舍的牛奶时，顿有所悟，放弃了苦行生涯。采取苦行以达到解脱是佛教最初的修行方式，但后来的佛教徒大多数摒弃了苦行修道的方法，原始的佛教在教义上似乎并无分歧，只是因为不同的修行方式产生了诸多部派。于是，成千上万的人在尼连禅河中趟过，或欣喜、或悲痛、或寂然、或雀跃，那条自然之河在众生推波助澜下变成了圣水，正不知圆了多少人的夙愿。

那条虔诚的人流朝东方走来，我翻检释迦牟尼身后的经卷，在经卷上圈点佛教东传途经的每一个驿站。那条似乎平静伸向邈远的路其实与我走的一样，我与斯途有一步之隔的选择，但不知为何潜意识走的却是平行的另一条路。我正坐在瀚海的古今路上，看着这条佛行之路。僧人走路是修禅，行者走路，只是不带禅风。我以为，佛的境界不过是平常人生活升华的复原，达悟深处并不需要寻找那个永恒，而是平常态地在心里留下真实，佛的乐园毕竟在身外，我心里认同的乐园是将身边事物的感受化成欣悦。我不以为只有净土才能生出善种，也难理喻佛性人皆有之的梵音，平凡人的心性无不是至善田地。我不想那个渺茫而空无的净土，每个人具有实在的良知，而不是朦胧中的佛性，因为人的善良是不要披袈裟的，披袈裟用来装点异类，那只是一种行为方式而已。

其实，我所钦慕的是苦行六年的释迦牟尼，因为那是他追求精神升华，履行亲身体验的自由之旅。我所以知佛、识佛是释迦牟尼六年苦行，而自他以“四谛”、“八正道”阐教，及至涅磐后便见生疏，对其后诸多衍生的部派“经、律、论”则视而不闻，因为，原本向往的自由韵味已经淡化，而人性的自由又不能用佛法来权衡。但佛教文学、艺术、逻辑等在人类文明史上是值得承认、探求的，那些琅琅上口的偈文及佛学化音乐形式也都是值得研习的，倘作为人生惟一的信仰则大可不必——至少我。

洞窟里的极乐世界是他们一生积蓄的私藏

这是一座略呈长方形洞窟。窟内三面墙壁皆绘有壁画，正面壁画的下方有一坛台，坛台上已无塑像残留的痕迹。从洞窟的形制上看，与以往库车境内的其他石窟寺形制不同，可以排除大像窟、讲经窟、僧房窟、禅窟的可能，这座石窟应当是礼拜窟。礼拜窟的用途有两种：一是用来塑造、描绘佛像，用以纪念释迦牟尼；二是用来礼拜、供奉释迦牟尼的地方。在洞窟附近没有发现僧房窟，因此，洞窟不可能有固定居住的僧侣，只能是善男信女如期做礼拜的地方。

洞窟正面的壁画上绘有西方三圣图，居中为阿弥陀佛，左侧是观音菩萨，右边为大势至菩萨。这幅壁画是依据《无量寿经》内容描绘出的西方极乐世界景象：画面的背景有亭台楼阁，上方绘有祥云朵朵，菩提双树和回环畅游云雾间的飞天像；下方阑台有宝池、玉桥，左为一组乐队，画面上有箜篌、琴、大鼓、筚篥、阮、腰鼓、排箫、琵琶等，构成了一幅西天极乐世界。

洞窟的右壁绘有卢舍那佛、琉璃光佛和文殊菩萨等五尊画像。琉璃光佛又称药师琉璃光如来，也称作大医王佛，《药师本愿经》称琉璃光佛曾发十二誓愿，救助众生疾病，治无名痼疾。卢舍那佛又称大日如来，为密教的本尊。据密教经典称，卢舍那佛身内包含一切世界，能在一切世界中转法轮，调伏众生，法力无边。壁画中卢舍那佛的胸部、腹部、臂部都绘有小佛，尤其是佛膝下双腿各绘有两尊菩萨，双手托盘，盘中有水果等供品，这四尊菩萨均为供养菩萨。从面部和服饰的特征可以看出是以古代龟兹人作为绘画原型的。

卢舍那佛右侧为文殊菩萨，文殊菩萨顶结五髻，表示五种智慧。按中原佛教的排序，他常伺立在释迦牟尼左侧，但在此处与卢舍那佛、药师琉璃光佛并行排列，或许表明与中原佛教微细处的差异。五尊菩萨旁均有汉字榜题，如：“清信佛弟子寇庭俊敬造卢舍那佛”、“文殊师利菩萨似光兰为合家大小敬造”等等。

在右壁的上方绘有千佛，一排排小佛像身着僧衣结跏趺于莲台上。千佛旁可见榜题，如：“妻白二娘造七佛一心供养”、“申令光敬造十六佛一心供养”等。白姓自西汉至唐代是龟兹的大姓，白二娘应是一位龟兹女性，可见当时佛教在龟兹流行之盛。所谓十六佛即十六观，源出《无量寿经》，也就是密教所崇拜的十六尊佛。

洞窟的左壁残损较为严重，已不可辨识。阿艾石窟内的壁画残损三分之二，现存的壁画部分画面及榜题漫漶不清，其中，正面壁画曾遭人为破坏。壁画西方三圣及围绕三圣旁的圣众、供养菩萨顶髻与项间绘画的珠环、缨络均有剥离的痕迹，手臂上绘画的金钏、玉镯也都刮削殆尽，就连阑台下的供养菩萨也未能幸免。从这幅制作精美、用料讲究的壁画来看，被盗剥的部位可能是金属制成的绘画饰料，甚至有可能是敷贴的金箔，幸运的是盗窃者意在石窟中寻宝掠财，壁画才得以残留。石窟中壁画的剥落与气候环境及岩层的结构影响有关，石窟似乎没有受到战火的洗劫。

经变画流行于唐代，经变画的佛教绘画内容与唐代盛行净土宗有关，净土宗倡导信念虔诚，持念佛号即可往来净土，那净土便是西方极乐世界。石窟中已出现密宗崇拜，密宗于唐代开元初期传入中原，由于其深奥难测被称作密教，一窟之中兼蓄佛家两个宗派，这在库车现今发现的早、中期石窟壁画中也是极为少见的。

阿艾石窟内的墙壁题有“乙巳年”的字样，唐代长寿元年（公元692年），武则天重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驻军三万，在其后的十余年里，政局稳定，府库充实；唐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为乙巳年，洞窟里书写的乙巳年似在此年。废弃的时间下限不会晚于公元885年（乙巳年），因为在9世纪中叶西域境内已进入伊斯兰文化时代。

从地理方位看，阿艾石窟毗邻历史上的古道，但它却又深隐山崖之中，所以可能是当时距此不远的东川水（库车河）畔居住的佛教徒凿挖的，也或许包括当地驻军中笃信佛教的人。唐代高僧玄奘于贞观四年（公元630年）途经龟兹，停留两月有余。据其《大唐西域记》记述，当时的龟兹国信奉小乘教派，看来，大乘教派在龟兹国流布得很快，但修行的环境习俗一如小乘教派，其实，在什么环境下修行并不十分重要，关键是礼佛之心，依山凿窟恐怕是承袭了小乘教的遗风罢！

令人感慨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