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敬伟

　　如何看待被厚重道德色彩覆盖的历史人物？譬如孔子，一旦被帝王封为至圣先师和奉为儒家教主，他就不再是人，至少也要成为“圣人”，尽管他自己可以自嘲为“丧家犬”，别人是不得置喙的。若有人犯忌，若李零，就会招来现代新儒家的道德呛声；若诸葛亮，虽然屡败屡战，但其天文地理无所不晓的神性传奇和为蜀相鞠躬尽瘁的为政风范也是不可以颠覆的；若李白，今日称之为“蛊惑仔”，也让“慕白”分子感到不爽……还有就是《水浒传》中的108将，学者吴越称之为“恐怖分子”，周思源教授蔑之为“不是好汉”，也引发了“梁山迷”们的反弹。

　　笔者以为，对历史人物的解读要照顾到具体的历史分析和现代的多元语境的平衡，也要突破被重重历史迷雾遮盖下被人为斧凿修正的所谓“信史”，尽可能还原历史真相。

　　就前者而言，正史对历史人物评价的基本脉络必须得到尊重，这是具体的历史分析。如孔子，在汉武时代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诉求而登上“圣坛”，得到当时主流社会的认可。这一方面归之于鲁君的哀悼，另一方面归之于他的弟子据坟而居的“代父之礼”，加之其三千弟子中有七十二贤，这些人被当时的统治者倚重从而惠及孔子。学者唐君毅先生就坚信孔子的历史地位与其弟子的发达有关。所以孔子的历史地位在其身后不久得到主流社会承认是不争事实。如诸葛亮，在奉曹魏为正朔的陈寿《三国志》中就对诸葛亮有很高评价。由于陈寿和诸葛同时代，加之站在魏的立场，对孔明的评价是可信的。再如李白，其死后诗圣杜甫就写诗哀悼，其诗坛地位当然不容小觑。而《水浒》，成书于元末乱世，百姓颠沛流离，期望杀富济贫的民间英雄，所以民间信奉这些草莽英雄也属必然。但在多元社会，现代人拿古人演义、传奇和娱乐，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只要无伤大雅，个性解读未尝不可。这也并非今人的发明，古今中外都有演义历史的传统，如中国以正史为本而又有大异其趣于历史的侠义演义小说，如莎士比亚笔下的戏剧，如好莱坞大片中对历史的娱乐化再现等。理性的社会都会宽容这样的历史旁解，因为民间的娱乐历史并不会滋扰到精英正史的走向。

　　就后者而言，所谓信史也是要大打折扣的。后世治史，均沿袭孔子的“春秋”笔法—按照正统“削史”，这被唐代史学家指责为“断烂朝报”，孔子本人也承认：“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孔子自己开启了道德修史的传统。孔子在二十四史中被大肆宣扬，也多掺杂了后人附会，算不得信史。现代人摒弃所谓“信史”中的“圣人”外挂，还原其真正的人的身份，且引用孔子“丧家犬”的自嘲语，就是返璞归真的天籁之音。而且，从逻辑上讲，既然古人能将所能想到的美化强加到孔子身上，多元语境下的现代人以轻松态度解读孔子之类历史人物也无伤大雅。现代人迷信古人画蛇添足的“历史真实”而怀疑今人，是泥古不化的思维僵化。再如孔明，他的神算、他的洞悉天机运势的道家形象(诸葛亮总是穿着八卦道服)，是不堪一击的虚妄之像。和他同时代的陈寿道出了诸葛亮的真面目：“然亮才，於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於将略。”这样看来，诸葛亮屡战屡败也就有了合适的注脚。再如李白，游侠仗义，江湖世旧，剑斩仇人……这些都是不争事实，以今人眼光视之说其蛊惑也不为过。“水浒”人等大都为民间虚构，是施耐庵小说家言的产物，且真实人物宋江确实投降朝廷。在正统人士看来，这些犯上作乱的人确实有碍社会稳定，清俞万春就有反“水浒”的《荡寇志》流世。随着现代人观史视野的开放，评价历史人物，与其泥古不化，不如发出自己的声音。否则，人们将会陷入历史人物的偶像崇拜而丧失自我，这在现代社会是最可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