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花公子》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品牌，原先，它只是一个色情杂志。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赫夫纳借了几百美元，开始创办《花花公子》杂志，结果一举成名，而且，赚了大量的钞票。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花花公子》最鼎盛的时候，赫夫纳的个人财产达到3亿美元。但是，1980年前后，《花花公子》遭遇了最惨重的衰退，濒临破产的边缘。一贯自信的赫夫纳也不得不承认，他不明白这一切为何会发生。最终，赫夫纳将《花花公子》的大印交给了自己的女儿。如今，《花花公子》虽然没有死掉，但是，风光已经大不如从前。

《花花公子》的快速兴起，得益于性观念的开放。但是，赫夫纳并不是性开放观念的倡导者，他只不过是这个潮流中，最会摇旗呐喊的人。然而，正是这个带有叛逆色彩的性开放的成功，导致了赫夫纳后来错误地判断了形势。他以为，一切叛逆都可以成为赚钱的手段，他以为《花花公子》在“性解放”上的成功，可以复制到所有领域。

应该说，赫夫纳的这个观念，在某些地方是被验证了。例如，60年代的时候，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接受的最长时间的采访，就是《花花公子》，采访者当时虽然名气不大，后来也成为全美知名的人物，他就是黑人小说《根》的作者哈雷-阿列克斯。马丁-路德金最初对于是否接受《花花公子》的采访比较犹豫，毕竟这份杂志名声不好，他不愿把自己同大乳房、光屁股女郎放在一起。但是，哈雷以300万的发行量打动了马丁-路德金。马丁-路德金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几周后，《花花公子》对他的长篇采访获得了极大的轰动。

《花花公子》对于马丁-路德金的关注，并不纯粹是关注人权，而是要寻找轰动的卖点。就在采访完马丁-路德金几个月后，《花花公子》又推出一个长篇采访，采访对象是自封的美国纳粹党元首，号称“至高无上的白人救世主”的罗克威尔。罗克威尔的办公室挂着美国国旗和纳粹党旗，还有华盛顿、希特勒和他本人的肖像。罗克威尔打算竞选美国总统，他通过《花花公子》宣布自己的当上总统后的政策：把美国所有的黑人都运回非洲，把同性恋都关到小岛上，把犹太人统统消除。赫夫纳也许以为这是新闻自由的权利，但是，他把自由绝对化了。

整个20世纪60年代，赫夫纳最主要的工作是宣导一种“花花公子哲学”，他自诩为一个哲学家。赫夫纳甚至通过美国宗教界，向大众灌输他的“花花哲学”。美国宗教界对此形成支持和反对的两派。支持赫夫纳的人，甚至模仿《十诫》，在宗教刊物上登出“花花公子十大戒律”，例如：“不应该穿双排扣西装；不应该对犹太人摇晃；……不应该在做爱的时候太粗鲁，最重要的是不要对贞节有负罪感；不应该坐公共汽车旅行；……不应该阅读《读者文摘》。”

虽然“不应该阅读《读者文摘》”放在“花花十戒”的最后一条，但是，这条“花花戒律”展现了赫夫纳以及《花花公子》的一种极大的野心：他们要成为社会主流。《读者文摘》虽然被某些人批评为浅薄，但它确实是美国主流文化的一个象征。而“花花十诫”中的这一条所倚仗的，就是《花花公子》杂志的巨大发行量，除此之外，《花花公子》还竭力把自己的触角伸入社会的各个领域。

“花花公子”最兴盛的时候，它的企业涉及面非常广泛。“花花公子俱乐部”占据了夜总会的很大份额；此外还有电影业、唱片业、演出、旅馆、运输业、餐饮业、商品、赌场等等。赫夫纳为人们营造的概念是：你可以在“花花世界”内部度过一生，所有的生活、工作、享乐都可以在“花花世界”里面完成。赫夫纳本人就是这么做的。整个60年代，他住在芝加哥“花花公子大厦”，几乎没有出过大楼。仅有的两次离开，一次是有人到法院告他，警察把他拖上了法庭。另一次是与女友一起夜晚踩雪。这一本来极正常的行为，发生在赫夫纳身上，居然变成重大新闻。

赫夫纳有一个习惯，即使面对公众的时候也穿睡衣，这个习惯就是那个时候养成的。有人劝他，至少应该在每件睡衣上印上星期几的标志，从而使他能与外部世界有一点联系。赫夫纳以为他可以把全世界都变成“花花世界”，而他自己就是这个“花花世界”的帝王，最终，他遭到了强大的抵制。虽然赫夫纳本人不明白这种抵制为何会出现，原因其实很简单，主流社会不允许被“花花公子”们全部占领，就好比出版业不允许用《花花公子》取代《读者文摘》。

当美国社会到处都出现“花花公子”的兔子标记的时候，正常的人们感到自己是被侮辱了，被迫生活在“花花帝王”统治的“花花世界”里，令人感到是一种耻辱。赫夫纳的前妻有一句话很有代表性：“读《花花公子》的人不配做教师”。当我们有众多读物可以选择的时候，教师读一读《花花公子》也未尝不可。但是，当这个世界只剩下《花花公子》一种读物的时候，这个世界是令人厌恶的。对于“花花公子”的抵制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在《花花公子》如日中天的时候出现的。